中国人在迪拜
迪拜是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在迪拜村,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们,共同组成了迪拜的斑斓色彩。1月是迪拜最好的季节,白天的温度在18摄氏度左右,在海滩上,既有穿泳装晒日光浴的欧洲人,也有蒙着黑纱在远处静静看海的当地人,既有扶老携幼相互嬉戏的印度人,还有忙着相互拍照合影的中国人。“想看哪款,您说……”在迪拜购物中心,操着流利中文的工作人员比比皆是,他们很多专门服务于中国游客。2013年,迪拜经济开始复苏,连续两年成为世界最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中国游客是迪拜商场备受欢迎的人群,在一年之中最大的购物季,来自中国的游客被各家品牌店极力招揽着。
其实,在迪拜的不仅仅有中国游客,还有中国商人、中国劳工。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都市里,构成了迪拜中国人的集体镜像。
最初的中国人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迪拜只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一个王国。这个酋长国面积很小,石油储量并不大,远不及首都阿布扎比那样显赫。
最初踏上迪拜热土的,多数是中国外贸部门派驻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差不多从1997年开始,中阿两国的经贸往来逐渐频繁,派驻到这里的中国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很多干脆辞职下海,成为了最早在迪拜商海里征战的中国人。
于是,产自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国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入了迪拜,进而以此为基地,转口销售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嗅觉灵敏的江浙商人,尤其是温州商人们,很快抓住机遇接续而来。在迪拜的传统商圈——木须巴扎,中国商人很快占有了一席之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行销迪拜。
郭春森曾是中国*府的公务员,在迪拜下海经商,搞起了旅行社,如今已有十多年了。他的主营业务,一度是接待中国人来此进行商务考察。在这里注册经营企业,不需要交什么税,投资的便利,促进了创业的繁荣。反倒是个体劳工,需要交纳一些费用,例如,进入阿联酋国境内,需要缴纳3000迪拉姆抵押金(迪拉姆为阿联酋货币单位,约合人民币5000元),3000迪拉姆的签证费,500迪拉姆(约合825元人民币)左右合作医疗卡的费用,这些费用每两年就要交一次。
从2004年起,不止是中国商人,迪拜也开始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淘金客。郭春森说,在移民局和劳动局排队,总是排起长长的队伍。
2007年,迪拜正式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先行者的郭春森,积累了良好的客户资源,他的旅行社成为同行中的翘楚。后来,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了迪拜,但在郭春森看来,各国游客对迪拜的热情并未消减。
郭春森亲历了迪拜发展的过程,看着迪拜从一座小城市爆发式发展为拥有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如今,旅游业已经成为了迪拜的支柱产业。获得了2020年世博会的申办权后,迪拜的旅游市场,无疑还会迎来大的发展。
在迪拜,贸易商人是此地华人的主体,约有20多万人,龙城是他们的主要聚居地。这个形状宛如一条蜿蜒巨龙的超级建筑群,在迪拜东南方向的沙漠里错落排列,总建筑面积超过30万平米,其中商贸区有15万平米,有将近4000个商铺。在“龙头”处那个最大的建筑里,还有银行和大型贸易公司。
迪拜龙城是个超级大商城,2004年12月开业,先后有2000多个中国企业进驻。龙城里经营着数万种中国商品,商品大到发电机、汽车配件,小到人造珠链、玩具,从装修工具、装修材料到卫生洁具、灯饰、日常摆设,所有的物品一应俱全。每天客流量超过1万人,周末甚至达到几万人。这里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中国商品贸易枢纽,年贸易额达到数百亿美元。
如果说迪拜是中东的门户,这里就是“中国制造”的中东橱窗。一个个商铺背后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通过这个“橱窗”,“中国制造”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迪拜,再经由此地,转往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国的中小企业,实现了与中东市场的直接对接。利用迪拜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的自由贸易*策、宽松的贸易投资环境和优良基础设施,中国企业在辐射中东方面有了巨大进展。
中国工人贵了
迪拜现任酋长谢赫·拉希德2006年上任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那个时期,迪拜没有什么技术工人,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性价比最高,开始大量涌入。不过,近些年,在劳工市场上颇有竞争力的中国工人,价格也水涨船高,这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升,保持着相同的节奏。
朱健是中国海外集团的高级经理,2004年到的迪拜。在他的印象中,既有的“中国劳工便宜”的概念正在被颠覆,现在,中国工人的工资,比印巴工人的工资要高3到4倍,平均在4000迪拉姆以上(折合人民币近7000元)。
在待遇提高的同时,中国工人的维权意识也提高了。中国工人具有了普遍的平权意识,他们认为,自己和老板只有岗位的不同,没有权利的不同,在工作中,一遇到问题,就会团结起来维权。而且,中国工人的维权,也常常充满了中国特色,他们倾向于把事情闹大。
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如今迪拜的建筑业里,中国工人已经不占主流了。很多大型的建筑公司,工人都以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为主,中国人除了占据一些管理层职位,剩下的都是专业技术人才。
在迪拜,除了中国人,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雇员。比如,街上的巡警,大部分为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阿联酋经济发展部负责解答经济观察报关于投资问题的两位事务官,一位来自黎巴嫩,一位来自巴基斯坦。在迪拜的*府公务员里,有大量的外籍雇员。
勉金龙老家宁夏,回族人,1993年就来到了迪拜。他也曾经是迪拜*府的雇员。因为熟悉阿拉伯语,后来勉金龙下海开办了法律翻译事务所,为中国人提供法律事务服务。他认为,迪拜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而言,法律最为透明,宗教也最为开放。这是迪拜之所以吸引各个民族、各种信仰的人们来此聚居的前提。在迪拜,除了随处可见的清真寺,还有天主教堂和佛教寺院,彼此相安无事地共存着。迪拜之于阿拉伯世界,就是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
迪拜最多的外来客,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这两国的移民,占据了外来移民的80%。而迪拜的欧洲移民,主要来自英国,这里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在迪拜的社会地位很高,在一些企业里,中高层全都是英国人。
来自东南亚的菲律宾人也有不少,菲佣的数量非常之大,难以统计。在当地人的家庭中,菲佣是哺育孩子的主力。来自韩国和日本企业的雇员也占有一定的数量,他们共同构成了迪拜客庞大的外来族群。
在迪拜,或者说在整个阿联酋,至今还没有向外国国籍的移民颁发永久居留权的*策,更没有向其他民族的人开放国籍的*策。所以,这些外国人在身份上永远是客居迪拜的。
进*房地产
2003年,迪拜*府正式对外开放房地产市场。2006年至2008年,中国的投资者纷纷加入了当地房地产开发的行列。
中国海外集团是中国建筑(行情,问诊)工程总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全资子公司,也是较早涉足迪拜房地产的中国公司。这几年,迪拜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过山车般的震荡。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迪拜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很多知名的地产商都遭遇挫折。
2013年,房地产市场已经复苏企稳,但几年间留下来的债务纠纷,仍在持续发酵。过去三四年中,因房地产项目出现的债务违约屡见不鲜,由此产生的官司,也大量爆发。这是因为,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很多大公司的资金流断裂,难以偿还欠款。
以前,迪拜很少出现仲裁案例,但近两年,仲裁案件大量产生。这给一直以来高歌猛进的迪拜房地产业当头一棒。现在,虽然房地产市场转暖,建筑业也随之慢慢复苏。但经历过危机的人们,多了一份谨慎,他们看到,在看似到处可以淘金的迪拜,也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风险。而迪拜市*府,也从危机中接受了教训,增加了交易的税费征管,尝试抑制房地产的过度炒作。
在迪拜经商,尤其是从事房地产开发,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朱健说,尽管迪拜是中东地区最开放的市场,但环境并不完善。朱健在迪拜最初的那几年,是迪拜的建设高峰期,混凝土的供应,劳动力的供应常常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问题。比如说混凝土的供应,这是建筑业最重要的原料。虽然之前有合同约定,但常常会遭遇“断供”。这时,开发商面临的是极大的商业风险。
朱健说,迪拜的商业环境毕竟与国内大不相同。中国企业在迪拜投资,需要一定时间来熟悉这里的规则,如果把中国的一套照搬这里,一定会遭遇挫折。
作为另一种“中国制造”,温州炒房团在2013年也有所动作。去年,迪拜正式宣布承办2020年世博会,迪拜的房价应声上涨,同时带动租金也飞速上涨。2013年,迪拜的房价涨幅排世界第一名,其中就有温州炒房团的贡献。不过,迪拜仍然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朱健说,去年做房地产调研,有一块土地,在迪拜购物中心附近,大概相当于北京国贸附近的位置,其公开的竞价只有200迪拉姆/平方英尺,相当于3000多元人民币/平米,这个价钱在北京想都不敢想。“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迪拜又取得了2020年的世博会的主办权,一定会有更多的资本进入。”朱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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