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6:00来源：武汉晚报
在武汉战疫期间，张伯礼院士因胆囊炎需要立即手术，中国科学院院士、肝胆胰外科专家陈孝平推荐陶凯雄主刀。术后第三天，张伯礼院士便重返战疫一线。
陶凯雄是谁？华中医院普外科兼胃肠外科主任。网上搜索媒体报道，只搜到了两条。请他用一句话介绍自己，他面露难色：“我觉得我很顺，没什么特别之处。”
说起他，同事们也说：“他是一个很顺的人。”夫人曾问他，从应城考到武汉是不是很难，刷题刷到半夜的那种？他回答：我从不熬夜。
求学顺，工作也顺。陶凯雄是湖北最早涉足腹腔镜技术的医生之一，43岁就当上协和普外科主任。每次拿手术录像去展示，都会引来同行惊叹：“干净、漂亮！”年至今，他平均每年要做各种胃肠道手术约台。近3年，他带领科室完成例直肠癌手术，术后吻合口瘘比例只有7.84%。
这是个了不起的数据。肠瘘是胃肠道手术中最严重的并发症，业内统计的发生概率为14%—20%。
同事们送他一个雅号“十环医生”，意为手术精准。“他的顺，是千锤百炼带来的顺。”
8月12日，陶凯雄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8月12日，陶凯雄为患者进行腹腔镜下脾脏切除手术。
“仿佛每一块组织都有指示牌”
为张伯礼院士“摘胆”这事，业内知道的人屈指可数。陶凯雄也不会刻意提起，“胆囊炎手术很平常，很多医生都能做”。
“能做和做得像艺术品是两码事。”医院普外科主任张必翔教授对这位好友的手术水平不吝赞美之词。“很多医生得‘杀’出一条血路才能抵达目标位置。他是小心翼翼地找到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间隙，精准导航，几乎没有多余的出血点。”
如果把身体看作一座城市，陶凯雄对每一条小巷都了如指掌，即使是相似度极高的地方也能识别。
“这里是浅黄色脂肪与浅白色筋膜的交接区，从这里切开”“这根动脉是要保留的，不能切断”“注意保护神经和血管”……他的学生，协和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蔡明至今能回想起14年前第一次跟他上手术的情景：老师动作娴熟，言语轻柔。那时候还是二维腹腔镜，但老师依然能在错综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最正确的那条“捷径”，一招一式精确无误，“仿佛每一块组织都有指示牌”。
精湛技艺让陶凯雄成为科室医生大胆做手术的坚强后盾。8月27日晚，一位年轻医生在做一台淋巴瘤合并结肠肿瘤手术时，由于病人做过淋巴瘤化疗，组织水肿非常严重，结构层次完全看不清，手术无从下手。陶凯雄赶到手术室，从容不迫，换了一条新的手术路径，顺利暴露手术视野。
“只要有他在，无论多难的手术，我们都不怕。”每个年轻医生都会遇到术中大出血的情况，蔡明也不例外，别的医疗组通常会选择直接转开腹，但陶凯雄不。他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助止血，指导医生坚持用腹腔镜完成手术。这点让蔡明特别敬佩，并将老师立为自己的行医标杆。
如今53岁的陶凯雄大部分时间依然泡在手术室。在他眼里手术无大小之分，世界上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器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变异，同样的手术却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每台手术都是全新的”，这种常常都有新发现的获得感让他感到快乐。
8月13日，在为一位贫血患者做脾脏切除时，学生见他结扎完动脉后才结扎静脉，问他为什么要分开结扎。他解释，患者本来就贫血，每一毫升血都很珍贵。脾脏血供丰富，动脉相当于“进水管”，先关掉它，等到血液完成“自体回输”后，再关掉“出水管”（静脉），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患者的失血量。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改进其实很考验医生的解剖学功底，要从血管丛中挑出需要结扎的那一根动脉血管，不是对组织结构特别熟悉就很容易扎错，所以多数医生会选择将动脉和静脉同时结扎起来。
90分钟后手术完成，术中只出血6毫升。“今天这台手术做得很完美”，他对自己的表现表示满意，把那句说过很多次的话又说了一遍：“手术中不要有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多余的血可以被浪费，每一步都关乎人命。”
“把手术当艺术品做”
陶凯雄的功力在微创胃肠外科领域早已声名远扬。直肠癌超低位保肛手术，教科书上建议肿瘤距离肛缘7厘米以上才可保肛，他可以低至2厘米。十多年前，陈孝平院士就曾推荐他给一位朋友做过直肠癌手术。上海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钟鸣教授称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外科医生”。
但在起步阶段，如今深入人心的微创技术并不被业内看好。
年，老院长王国斌教授率先在省内完成腹腔镜手术，开启了武汉的微创时代；年，王国斌在湖北组建腹腔镜微创外科学会，培养微创医生，刚刚博士毕业的陶凯雄被选中。
业界不看好这项新技术，现有临床数据无法证实腹腔镜的安全性。陶凯雄也不知道自己“被选择”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腹腔镜手术主要用于胆囊、阑尾切除等常见病，即便如此，愿意做腹腔镜的患者也很少，一个月就零星几台。
“那时候业界对腹腔镜处于观望态度。”张必翔说。对外科来说，“微创”在当时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从无到有”，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换赛道是很冒险的事情。“当开拓者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要看得远，有更坚强的信念、更执着的追求，不然可能一事无成。”
张必翔的担忧，陶凯雄不是没有。上世纪90年代末的武汉，医院，只有协和在坚定不移地推进微创技术。
“平台的重要性就在于，关键时候它会推你一把。”陶凯雄说。年4月，还在把微创当“副业”医院派到香港学习微创技术，为期一个月。当年全国一共只有8位医生获此良机，湖北就他1个。
这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月。香港的医生毫无保留地传授微创技术，在这里，他第一次完整感受到微创的奇妙，“把手术当艺术品做”也就是在这时埋下了种子。他观摩的第一台手术是一台胆道手术，香港医生在患者肚子上打了几个孔就把石头取出来了。“太先进了。”陶凯雄依然记得当时所受到的震撼，他目不转睛盯着屏幕，记下每一步操作步骤。
“创伤小、出血少、用时短、恢复快，这一定是外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去培训的8位医生达成一致意见。钟鸣也在这次培训之列，他回忆，那时候的相机还没有摄像功能。他们去了才发现，只拍照是没用的，得把手术过程录下来。买了摄像机，还得买磁带，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陶凯雄是8个人中最年轻的，他自告奋勇站出来：“我去买摄像机，磁带我也买好，培训结束刻录好了寄给你们。”
他们住在九龙，陶凯雄走了好几站路才买到器材。之后他每天早上8点半前到手术室，认真录下每一台手术。5月回到武汉后，他把所有手术录像都作了拷贝，邮寄给其他7位医生。
数年后，这8人都成了微创外科界的佼佼者。忆起这段岁月，钟鸣很感慨：“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们都看好他。悟性很高，低调无私，只要对大家有利的事，他想到就去做。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外科医生敬佩另一个外科医生有两个条件，一是为人，二是手术水平。”
编辑：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