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露着屁股的裤子，乞丐发明的火锅，竹杆支撑的吊脚楼，钢缆拉上山的车子，猪毛竹片扎的牙刷。你见过吗？二十世纪中期的重庆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重庆民风大率十年一变。二十世纪中期的重庆，社会还不开化，人们尚有山野遗风，民俗淳厚。从人们的衣、食、住、行中可以一窥当时的民风民俗。
衣：叉叉裤小朋友
重庆是抗战陪都，战后，国民*府机关迁回南京，但仍有许多下江人（沪、宁、汉和北方人）定居重庆。解放初期，又有许多共产*的南下干部来到重庆，加上重庆的原住民，形成了种族融合，服饰缤纷的都市文化。
下江人多为商贾，西化较早，多着西装革履。
南下干部普遍穿着*装或蓝、灰色的中山服，列宁服。
重庆土著，穿长衫的，多为四乡进城的小财主或杂货铺的小老板。一般市井小民绝大多数都是上着蓝布衫，下穿“幺二三”，足登稻草鞋。所谓“幺二三”者，就是大裤档的裤子，没有皮带襻和腰带，直通通的裤腰。穿着时一提，二围，三勒，简单快捷。小孩子无论男女都穿叉叉裤，即开档裤，直到发蒙读书时才换上封档裤。当时人们不讲卫生，小孩随地大小便，为了不弄脏裤子，所以小孩子的裤子是不封档的。孩子们没有隐私，青梅竹马游戏间，甚至便溺时，男女决不回避，相互熟视无睹。儿童互噱谁有小鸡鸡，谁没小鸡鸡，大人听到也不责怪。孩子要上学读书时才把裤裆缝起来，可孩子开始不会自己系裤带，经常把裤带结成死疙瘩，待到上厕所时解不开，尿憋得又跳又叫，老师要不时帮他们解裤子、系裤带。有的家长细心，把孩子的裤带缝成松紧带，可其他孩子又要欺负他，常常趁他不注意猛一下扒下他的裤子，还要在屁股上打一巴掌。要过好长时间，在老师的教育下，孩子们有了文明意识，这些恶作剧才慢慢收敛了。
五十年代后期，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士农工商几乎全都穿起了中山装，区别服装的优劣主要看是什么面料。一般情况下，高级干部穿的是毛料。一般工薪阶层穿的是卡其，市井贫民只能穿蓝布了。间或有妇女穿着旗袍、连衣裙的，要被视为异端，当作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嘲笑。
那时男人们最时髦的装饰是钢笔。男人在上衣左胸口袋上插一支钢笔，表明他不是干部也是学生。但有的人装饰过度，有插两支、三支、甚至四支的。所以人们打趣说：插一支钢笔的是学生，插两支钢笔的是先生，插三支钢笔的修理钢笔的，插四支钢笔的是偷钢笔的。
女孩子们最时髦的服饰是穿连衣裙，扎红蝴蝶结，背一个花布挎包。我家住的那条街上有一富裕人家，家中有对双胞胎女儿，夏天经常穿花花绿绿的裙子，头上绾着红绸蝴蝶结，颇为贫寒家的孩子们嫉妒。有狡猾者教唆还不懂事的我，问我敢不敢撩起她们的裙子看她们穿内裤没有。我竟然懵懵懂懂地果然去撩别人的裙子，被我老爸揍了个半死，成了街坊邻居的笑料。
食：辣不怕的重庆人
川菜虽然名扬天下，但五十年代能进酒楼饭馆消费的人并不多，重庆一般市井人家日常饮食是非常简单的。一日三餐多是米饭菜蔬，偶尔辅以面食。每月吃一两次猪肉，叫打牙祭。
米饭有干稀之分。干饭有沥米饭，闷锅饭，罐罐饭几种做法。如果头顿饭没吃完，第二顿便用剩饭掺进红苕、萝卜、
南瓜等蔬菜矼来吃。稀饭有白稀饭和菜稀饭、豆稀饭几种做法。菜、豆稀饭要掺进红苕、南瓜、绿豆、赤豆等杂粮、蔬菜，主要是节省粮食，但它的味道很好，比白饭好吃。
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城市居民全部都被强制加入人民公社大食堂，吃的是罐罐饭。由于当时天灾人祸，粮食定量不足，大人每月只有二十一斤，上小学的孩子十七斤半，上中学的二十四斤半。每人每月半斤肉，最少的时候只有三两，还是鱼、羊、牛肉。严重的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孩子们整天只有一个愿望：吃、吃、吃！那时正在上演洪湖赤卫队，孩子们便把里边的歌曲改了词，有气无力地唱：清口水呀长又长，一心想着大食堂，拿起饭碗打二两呀，还有一份白菜汤。
但在正常年景，地处天府之国的重庆，食物还是十分充足的。新鲜蔬菜四季不缺，主要有：青菜、罗卜、茄子、辣椒、南瓜、冬瓜、苦瓜、瓠瓜、丝瓜、豌豆、胡豆、四季豆、洋芋、芋头、莲藕、蔊菜、藤菜、冬汉菜、姜、葱、蒜、韭等好几十种。西红柿是外来物种，当时比较稀罕，重庆人叫它作“洋海椒”。重庆的家庭主妇心灵手巧，无论什么蔬菜到了她们手上，眨眼的功夫便能做出色鲜味美的食物来。煎、炒、蒸、煮，煨、炖、烧、炸，烹调技术绝对能当二级厨师。时间晚了，做菜来不及，从坛子里抓个青菜头，往灶坑里丢几个青海椒，几分钟就能做两三个菜出来。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虎皮海椒。是用川东特产的那种小圆辣椒，随意的丢进柴灶里，用柴灰埋起来慢慢的炕熟，表皮上有一层*白的糊皮，拍去灰烬，用手撕破，拌上油盐，是绝妙的下饭菜。这种辣椒糊辣鲜香，口味特别，遇到一个特别辣的，刺激得舌头象着了火，满头大汗淋漓，眼泪直淌。有的小孩子被辣得又哭又叫，但重庆人从小辣不怕，过后又照食不误。
现在都说湖南人吃辣椒利害，可能是听多了毛主席爱吃辣椒的传说。其实，据我观察，全中国吃辣的顺序应当是：湖南人不怕辣，重庆人（包括四川）辣不怕，贵州人怕不辣。我到湖南长沙、湘潭、凤凰等地的饭馆专门点了据说最辣的菜，如果用重庆菜的口味衡量，充其量也只能算中辣。而在贵阳、遵义、赤水这些贵州城市的随便哪个餐馆里，桌子上都摆着糊辣椒、油辣子、辣椒面几种佐料，任由食客自取。特别是那种糊辣椒，吃进嘴里简直象一块烧红的铁板。而贵州人在吃米块米线时，在他们的食物上却撒上满满的一层。我亲眼看见一个背山货的农民在茅台镇的小酒馆打了二两白酒，就着两只干辣椒下酒，吃喝下去，额头上立即沁出了热汗，擦一擦，若无其事的背起背篓就走。这是题外话，只是想说明一下重庆人辣不怕的程度，决没有评比哪儿的人吃辣最利害的意思。
现代风靡全国的火锅，也是重庆饮食的一大特色菜肴。它的口味主要是麻、辣。其实在五十年代以前，火锅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垃圾食品。抗战前，重庆的乞丐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屠宰场和江边蔬菜码头检人家丢弃的动物内脏及菜叶菜帮子，在桥洞、山洞、防空洞里，用破锅烂釜将餐馆讨来的潲水油加进大量的辣椒、花椒，烧滚后再煮食起来。后来，一些贫民小饭馆为满足码头工人的需要也逐渐加工这种食品。由于价格便宜，口味浓烈，特别是在阴冷潮湿的冬天，它既能裹腹，还价廉物美，怯寒暖身，于是在两江沿岸的棚户区便慢慢流行起来。抗战期间，许多贫困的大学教授、学生和文化界人士也经常光顾，口碑相传，竟然创出了名气。改革开放初期，重庆市中区饮食服务公司在较场口开办了一家小天鹅火锅店，将火锅底料加以改良，把天上飞的、水头游的、地上跑的，土头长的，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放到火锅煮，想不到竟开创了一道别具一格的川渝菜系。
夏天蔬菜多时，家庭主妇们大量购买辣椒、罗卜、芥菜等便宜的蔬菜制作腌菜、泡菜，在淡季或应急时食用。
重庆珠米桂薪，居大不易，饮食必须节俭，日常蔬菜仅一、二种，佐餐而已。大人时常教诲小孩“看菜吃饭”。寻常百姓一月吃一、二次肉，一般都是回锅肉，红烧肉、蒸烧白、炖蹄膀等油肥肉厚的猪肉。因吃肉的机会不多，儿童们把它当成节日，大人叫作“打牙祭”。但过年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又特别慷慨，推豆花，做九大碗，春节搓汤圆，端午包棕子，中秋打糍巴。贫困的劳动人民收入微薄怕过年，小孩子想吃好的东西，穿新的衣服天天盼过年。那时有两首民谣，大人唱：“红罗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娃儿要吃肉，老子没得钱”。小孩唱：“过年过年，嘴巴搭到锅沿”。
住：山坡上用几根竹竿支衬起来的篾笆房
重庆地处川东要冲，历史上叠遭兵燹，清代以前的古建筑荡然无存。抗战时期，日本*子的飞机经常狂轰滥炸，重庆城除了外国大使馆、洋教堂、美丰银行外再也找不到好一点的建筑物了。为了克尽时艰，共度国难，从外省涌来的**机关人员、迁徙难民、加上本地居民，沿着长江、嘉陵江两岸在市中区陡峭的山坡上修建了许多棚屋和“抗战房”。棚屋是用毛竹竿、竹席、篾笆、油毡捆绑搭建起来的临时住房。大多建在山坡上，一二层的房子根本不挖地基，只用几根毛竹一竖，再拿一些毛竹横竖交叉捆起来，顶上盖油毡，四周用竹席、竹篾笆围起来，房子就建成了。“抗战房”一般都建在主要大街上，虽然用砖瓦水泥建成，可许多墙壁也还是用竹篾笆抹上泥土和三合灰，面上刷点涂料，算是永久性建筑了。市中心的“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时叫“精神堡垒”，也是按这种方法建起来的。建国十周年时才维修改建成了钢筋混凝土，贴上了瓷砖和花刚石。
抗战房依山而建，从山下望去，只觉得重庆的房子就是用
竹竿戳在山上，悬在天上似的。这种抗战房最怕的是风和火，一刮大风，几乎家家房顶都要被掀翻。一家失火，数十百家都要遭殃。年9月日，国民*败退重庆，特务在市内纵火，烧毁商店民房几千间。年夏天，我家住的铁路坡，一个瞎子在家不慎失火，半个小时间就烧毁民房二百多家。当时我家大人都在上班工作，大火烧起来时，家家都在呼天抢地的搬运家具，烈火烧得毛竹乒乓炸响，热浪炙人。我感到了极大的恐惧，亦从自家的破屋里拖出一条棉被，一只竹壳保温瓶，边拖边哭。幸亏驻在鹅岭的解放*赶来将我家的破烂家什全部搬到了山坡上，大火很快被扑灭。等我家大人赶回来时，我已经坐在山坡上消消停停地吃解放*叔叔送的烧饼了。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重庆才开始旧城改造，现在的重庆已是高楼林立，再也找不到一间“抗战房”了。可惜的是楼太高太密，仿佛置身于钢筋水泥的森林里，令人窒息抑郁。
棚屋室内室外的温度没啥差别。冬天还好一点，号称“火炉”的重庆，到了夏天简直热得要命。人们为了消暑降温，几乎家家晚上都开着门窗睡觉，更有甚者晚上在大街上搭凉板睡。男人光着膀子，女人也顾不得面子，穿着褂子短裤在屋外露宿。因为热，人们喜欢穿木板拖鞋，重庆人叫做“板板鞋”。整个夏季，重庆城满耳都是“夸答夸答”的板板鞋响声。因为穿着时间多，板板鞋的制作就比较考究，各家有各家的特点，甚至于各家有各家特别的响声，不用看人，只要听声音就知道是不是自家的人来了。于是就闹出一些笑话。有个荤段子讲：几个朋友晚上打牌，一个家伙穿上人家的板板鞋摸进人家的屋子，占了人家老婆的便宜，然后又若无其事的去打牌。牌局完后，人家回去跟老婆亲热，老婆说：老大三伏的，你刚刚才来过又要，不要命了吗？人家晓得吃了亏，但又不敢声张。第二晚他也如法炮制，中途跑到那人的家去报复，但他忘了跟那人换板板鞋，那人的老婆以为自家老公穿错了别人的板板鞋回来了，说：打牌就打牌，莫穿人家的板板鞋。吓得这家伙拔腿就跑，什么事都没干成。
那时重庆的居民根本没有私家厕所，一条街上只有一座公厕，哪怕是*府机关的洋房宿舍也是一层楼才有一间男女共用的厕所兼浴室的卫生间。棚户区的厕所是不堪入目，几十上百家才有一座公厕，亦是棚屋。地下掘一大坑，上边搭起木板，中间用篾笆隔断，糊上泥土，分成男界女界。门上写上男、女以示区别。公厕肮脏恶臭，人们要找厕所，根本不用问人，五百米内，只要闻着臭气便很容易找到。人们大便时需格外小心，倘坑中秽物满溢，不小心要溅一屁股的粪水。早上厕所人满为患，那些早入而又有便秘的人，叭着旱烟，蹲在坑位上慢悠悠的吞云吐雾，急得后来内急的人提着裤子直跳。男人要小便还好，找个僻静的墙角就能解决，女人就不好办了。但也有胆大的妇女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在墙角方便，白臀高拱，有人看见也不以为怪。我们一般顽劣小儿怕进厕所闻臭，大便时经常跑进山坡树林里，爬到树上，坐在树杈上屙吊岩屎。一次我正在树上大放阙物，被外公路过瞧见，小屁股被外公拿树枝抽了好几道红印。
那时也有一些窥阴癖好在厕所的墙上打洞，引得人们义愤填膺。我外公本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写得一手颜体好字，他在厕所墙上写了三条标语；一条是：屎尿屙下坑，免得旁人骂畜牲。一条是：墙上挖窟窿，欲看自生出，仅可叫妈娘。三条是：进茅厕带草纸，莫要想不揩。那第三条标语的含义真是富有哲理。
简陋的厕所还引发了许多的笑话。据传，重庆某造船厂坐落在郊外荒凉的长江边上，这里人烟稀少，又没路灯。厂里的几幢单身宿舍楼共用厂区旮旯的公共厕所，一段时间厕所的灯坏了，害得胆小的人晚上都不敢上厕所。于是厂里起了谣言，说厕所里有*。有几个青工打*，哪个晚上敢一个人到厕所去解大便，输赢一包“巨浪”牌香烟。有个毛大胆想赢那包烟，硬着头皮去了。刚刚蹲下，忽然隐隐约约地看见一张苍白的大脸向着自己脸凑来，这家伙吓得大叫一声，使劲一掌向那大白脸打去。大白脸惨叫一声狂奔而去，这家伙吓得半死，跑回宿舍就晕了。第二天，厕所闹*的事在厂里炸开了锅。经保卫科调查，得出了两个结果。一个就是*烟
青工遇到了大白脸*。另一个是一个拉肚子的工人在上厠所时被*打了屁股，一个星期后屁股上还有乌红的掌印。
行：用钢缆拉上山的车子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舟楫往来甚为方便。但它四面环山，陆上交通大受局限。抗战期间，重庆已经修建了成渝、川黔、川陕、川湘等省际公路，市内也有三条干道，年建成了成渝铁路，但作为西部工业中心，它的交通条件是非常落后的。有外地的客人这样形容重庆的交通：
好个重庆城
山高路不平
下山脚杆闪
上山累死人
上世纪中叶重庆的公共交通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于是街道上便出现了许多有趣的交通工具。
当时重庆最发达的交通是内河航运，长江、嘉陵江两岸十三处码头帆樯林立，帆船、火轮往来如梭。长江航运上至泸州、宜宾、乐山，下至宜昌、武汉、南京、上海。嘉陵江航运上至合川、南充、广元、达县。载人运货都是大帆船，船上的桡工头缠白帕，身着长衫，划桨时，几十枝木桨整齐划一，好象一条巨大的千足虫在爬行，几十个船工高亢激昂的川江号子声震云天，摄*裂魄。船工们划桨拉纤异常辛苦，船上水冲滩时，背负纤绳，手足并用，四肢仆伏在河滩上爬行，纤绳深深地勒进肩膀，哪有尹相杰歌里唱的那样“在纤绳上荡悠悠”的浪漫。因为要不时下水，所以船工们夏天几乎都是全裸，冬天也只穿长衫不穿裤子，人人都筋腱暴凸，肤如古铜。重庆的小孩子顽皮，常常跟着船工的川江号子乱唱：
“船老板你到哪里？合——川——
船老板你栳的是啥子？蒿——竿——”
孩子们夏天在江里游泳喜欢吊上水船的舵，吊到上游再顺水放流回来。这要增加船工许多的力气，在好言相劝不听的时候，船工们难免与孩子们发生冲突。顽劣的孩子们便编造儿歌骂船工：“船老板，穿长衫，胯脚夹把水烟杆，上水拿来打锣鼓，下水拿来做蒿竿。船老二，拉纤藤，鸡巴杵到鹅石锟（kun），扯船拿来当打杵，栓船拿来当绦绳。”
七十年代以后，公路交通逐渐取代内河航运，重庆江面上的帆船越来越少，机动船普及后，木帆船终于绝迹了。
陆地交通。解放前，有钱人出门可以坐滑竿，那是用两根竹竿夹一把躺椅，由两个力夫抬起行走的交通工具。现在四川的峨嵋山旅游景点还有。抬滑竿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技巧和两个力夫的默契。如走前面的看见路上有狗屎，他就会喊：“前头一朵花。”后面的心领神会，立即接上：“是堆狗屎巴”。前面的看到路上有水坑就喊：“路上明晃晃。”后面的就答：“一个水凼凼”。这样一唱一合不仅提高了安全，还调节了呼吸，在山道上晃晃悠悠的小跑着，比旁边空手走的人还快。
解放初期，重庆有了公共汽车，但车况老旧，五花八门啥车都有。最奇怪的是一种烧木炭的汽车，车头象火车蒸汽机，在路上开的时候，要一个人掌握方向，一个人添炭、鼓风、加水，开到上坡处，车子力量不够，还要乘客下来推车。当时有人这样形容重庆的公共汽车：
一辆老爷车
开起满天灰
出门二三里
抛锚四五回
修了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年通过发行爱国公债，集资修建了两路口到杨家坪的混凝土马路，开通了无轨电车，重庆的公共交通才慢慢摩登起来。
但重庆是山城，修建道路的工程造价高昂，要解决上山下山的交通问题，在当时是一个难题，于是修建了全中国独一无二的交通工具缆车。缆车象火车那样铺设铁轨，而车厢则象汽车，用手臂般粗的钢缆牵引，两辆车对开，在中间铁轨分叉，车厢交汇。缆车为重庆人上山下山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车费很低，上行２分，下行１分。当时重庆的朝天门、千厮门、太平门、望龙门、菜园坝、等交通要道均有缆车。而缆车线路最长的则数长寿县城，那条缆车车道５00多米，开一趟要0多分钟。
市井:众生动则就打架，劝架的人不叫住手喊“雄起”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重庆山高水险，夏季炎热，既号称“山城”，又叫“火炉”，在恶劣的生态条件中，人的生存竟争激烈，养成了重庆人勤劳勇敢、脾气急躁、好勇斗狠的气质。从市井众生的求生处事方法上就能管窥一、二。
棒棒*
山城“棒棒*”全国闻名。因为重庆城自古以来就因交通不便，搬运货物全靠人力肩挑背扛。重庆的搬运工绝大多数是四乡进城的农民，在没有立足的时候，先干下力糊口的临时工作。这个工作只要力气不要高深的技术和工具，随便找根竹木棒棒，两根绳子做工具就行了。他们用的工具成了职业的标记，加上人数众多，于是慢慢就有了“棒棒*“的称号。
山城棒棒*在上世纪中期是一支强大的产业工人队伍，那时的重庆搬运工会有十万会员。重庆所有工厂、机关、学校
包括市民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似乎全靠他们搬运。搬运工会按照共产*的要求，体现工人阶级的主人公地位，工人都有固定的收入，生老病死有劳保福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八小时，工作中还必须有一定的休息时间。工人们想偷懒的时候把工具一扔，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倘若有人批评他们，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的说：“三抬四歇，毛主席都晓得”。象这种磨洋工的借口是不是毛主席说过的，只有天晓得。
改革开放后，汽车、轮船、飞机等机械工具图飞猛进的发展，重庆的正式搬运工早就改行成了汽车司机、吊车操作工等技术工人。新进城的农民工接替他们干起了零星搬运的业务。
新一代棒棒*没有组织，各自为战，但服务范围比五十年代的正式搬运工更加宽广，服务态度更加热情。无论是谁在大街小巷招手一呼：“棒棒”,马上就会有三个以上的棒棒飞奔而来。棒棒们除了搬运货物，还能接送上学的孩子，照看生病的老人，代买日用品。只要雇主需要，什么事都能干。有一年有个富婆过生日，找来一百个“棒棒”，叫他们排成队，围绕市中心的人民解放纪念碑转圈，走三步将棒棒在地上跺三下，再喊一声“祝你生日快乐”。整得重庆的市民以为“棒棒”要暴乱，开来许多防暴警察，闹了一场喜剧。
补锅匠
重庆的十三处水码头及较场口、小什字、上清寺等交通要道是三教九流汇集之处，耍猴戏的河南人，卖打药的河北人，玩杂技的江苏人，什么人都有。唯有重庆本地的手艺人却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上门服务。
补锅匠手里摇晃着一沓铁片，一边走一边吆喝“补锅—，补锅。补铁锅补锑锅”。哪家要补铁锅，他就生起小炉子，把碎铁块熔化，一滴铁水一滴铁水的把破锅补起来。价钱按补上的铁水一滴一滴的计算，一滴叫做“一叫”。锑锅就是铝皮钢精锅。锅底坏了，可以把锅盖换做锅底。除了补锅，还兼补碗。那时细瓷碗是很金贵的东西，小孩子打破了细瓷碗可是犯了极大的过错，要挨打的。有一首儿歌唱道：“夹舌子，蹇巴郎(lang),打烂碗，怪婆孃。”补碗要用金刚钻在碗上钻眼，再用铜抓丁钉起来。所以市间口语说：“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
修牙刷
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可能绝不相信那时重庆竟然有修理牙刷的工匠。因当时物资匮乏，特别是晶莹透明的赛璐珞柄的牙刷相当稀罕，就连有钱人家都少有。一般家庭都是用竹柄猪鬃毛的牙刷，赛璐珞牙刷的毛坏了就修好了再用。修理牙刷也没有尼龙丝，用的是猪鬃。修刷工匠背一只帆布工具包，手拿一串坏牙刷，边走边吆喝：“修理——牙刷”。“修理——棕毛刷，修理——猪毛刷。”修牙刷的当然也要修理其它各种刷子，包括洗衣的棕刷。可见当时重庆人是多么地节俭。
掏牙虫
有一些江湖游医和骗子在民间“掏牙虫”、“洗沙眼”，蒙财害人。“掏牙虫”的骗子让病人坐在椅子上，在病人嘴里
敷上不知什么粉末，然后拿根筷子在病人嘴里拨呀拨的，就拨出许多蛆一样的虫来了。“洗沙眼”的也是，拿把柳条刀在病人的眼皮上刮呀刮的，真的就刮出沙子来了。
剃头匠
真正有本事的应该是剃头匠，他们不仅会理发，还会刮痧，
端颈子治落枕。走街剃头的价钱便宜，儿童们看见剃头匠就会唱：“剃白沙（光头）划得着，又抠又洗才一角。见了白沙打三下，不打白沙不象话。”
可是重庆人不喜欢剃头匠，因为满清入关后强迫汉人剃头归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许多人不愿剃头，被拉到剃头匠处强行剃了。老百姓不敢反抗官府，就把怒气撒在剃头匠身上。直到六、七十年代市间儿童还在传唱三百年前
的民谣：“剃头匠，刮刮匠，不卖屁眼吃哪样”？让剃头匠为满清皇帝背了几百年的黑锅，真冤枉。
包谷炮
匮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使儿童们对任何吃的、玩的东西都馋涎欲滴。
有爆米花的，重庆叫“打包谷炮”。小贩挑着一个炉子，一个铁罐，一条麻布口袋走街串巷搞来料加工。孩子们向大人要来一碗米或者包谷和五分硬币交给爆米花的，他就升起炉子，把米装在铁罐里在炉火上转动加热，温度够了后，把铁罐笼进麻袋，一搬开关，“砰”的一声剧响，就象放炮一样，米花就爆出来了。每年临近春节，家家的孩子都能享受到一回爆米花的愉悦。
搅搅糖
平时，孩子们的零食只有炒胡豆、豌豆、红苕泡（薯干）、包谷泡（玉米花）。水果糖是高级奢侈品，寻常百姓不敢想像。为了解谗，孩子们只能在小贩那里买红苕麦芽熬的“搅搅糖”来吃。那“搅搅糖”其实就是麦芽糖，*黑*黑的像
大便，用两根竹签戳一坨起来，相互搅会越搅越大，还能拉成长长的丝。孩子们好玩，经常花二分钱买一搅边玩边吃。但“搅搅糖”很不卫生，老师不准孩子们吃，还编了一首儿歌叫孩子们唱：
搅搅糖
不卫生
尿罐刷把做棍棍
小朋友
不要吃
吃了要得肺结核”
西洋镜
抗战时期，全国的文化精英云集重庆，在民族危亡的艰苦时期，在陪都创作、上演了许多优秀的电影、话剧、歌曲。重庆城市不大，却有十几家电影院、七八家剧院，天天上演爱国剧目。重庆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趴在妈妈的怀里就会唱：春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漂泊到长江…….。
虽然电影戏剧很丰富，可一般市井平民是无缘享受的。街上有卖“西洋镜”的，把电影的主要情节考贝成连环画，装在照像机一样的铁匣子里，另外用留声机放音乐和解说，一边看一边转动摇柄，画面就活了。高级的西洋镜装有发条，把发条拧满后，画面会滚动放映。手摇的一部片子二分钱，自动的一部片子五分钱。
卖打药
重庆的车站、码头、广场是江湖艺人求生之地，最多的就是买打药的。卖药的人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最多的是河北人。他们两三人一伙，一个老者敲锣，一个彪形大汉表演武功，一个小姑娘表演杂技。
卖药人把场子一圈，老者就敲起铜锣拜码头。边敲边唱：
“小弟本姓刘
来到贵码头
老爷赏个脸
容我祖孙把足留
天上的鸟儿飞
水里的鱼儿游
山不转水转，
水不转路连
…………
一通开场白起码说上半小时。看看场外人多了，就由小姑娘上场表演杂技，有翻觔斗、钻火圈、蹬伞、踢碗、唅花等。最后是吞剑，小姑娘把一柄两尺长的剑从口中慢慢插进肚里，嘴角就会流出血来。那老者就会一边敲锣，一边打躬作揖，请观众赏钱。
接着彪形大汉上场耍刀枪，打拳，表演气功。最精采的就是气功。那大汉拿出一块碎瓷片，当众砸成几块，让观众检验后，放进嘴里嚼，只听他嘴里叽叽咕咕的响，一会就把碎瓷嚼成了粉末。再就是把两块碎瓷片捏在两只手指间揉成粉末。表演一会就开始买药。大汉在地上摊开许多的纸包，有植物动物，有膏丹丸散。一边摊药一边介绍：“各位看官，大爷大叔，大哥大姐，我这里是祖传的秘方，特制的好药。
不管是跌打损伤，男崩女带，肾亏涝病，遗精跑羊，老齁包老咳嗽，吃了我的药，三副见效，十副断根。我这面面药可以和酒吃，兑水吃，娃娃可以调奶吃。我这中成药，泡酒吃是打药，熬水吃是汤药，炖肉吃是补药。我这狗皮膏药专治风湿麻木，半身不遂。我这大力金刚丸专医阳萎肾亏，凡有软弱无力，举而不坚，遗精滑精早泻，血精无精，婚后多年不育，只要三颗，我包你药到病除，明年此时，你得请我喝你儿子的满月酒。来呀，买我的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大爷大叔，大哥大姐，您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
在大田湾体育场外有个卖药的本地人叫“王扁嘴”，他靠耍魔术卖药，但他的魔术手艺很差，经常看他表演的小孩子都晓得他的窍门，在他表演的关键点他的*，整得他很恼火。开始他为了报复，在变戏法的当中，故意要把导具从孩子的鼻子、耳朵里变出来，乘机使劲的拧孩子的鼻子耳朵。后来孩子们学乖了，站得远远的，到了关键时点了*就跑。王扁嘴拿孩子们没办法，只好预先拿些糖果收买孩子，叫他们不要点*，有时还请一两个孩子跟他搭档演出，事后给这孩子一点零钱。结果他和孩子们慢慢就相安无事了。
收潲水
重庆郊区的农民养猪充分利用城里的生活废料——潲水。大慨一斤潲水可以卖一分钱，勤俭的人家于是就天天把淘米水、涮锅水和变质的馊饭菜集存起来卖给农民。每天上午都有农民进城卖完小菜后走街串巷收潲水，他们挑着木桶边走边喊：“收潲水——”。家里存有潲水的老婆婆或小孩子闻讯就会高喊：“收潲水的，这点来”。一般情况下，一个星期的潲水能卖五分钱，那都是老婆婆或小孩子的私房钱。有的家
庭孩子多，家长还要专设一个存钱罐把潲水钱攒起来，到一定的时候给孩子们平分。
倒罐子
重庆城那时的公共卫生设施很落后，一条大街难得找到一座公共厕所。人们为了解决遗留问题，只好家家户户自备器具。下江人带来了红漆描金的木质马桶，本地人就地取材，用陶制的夜壶和尿罐。每天的排泄物要提到很远的公厕去倾倒很是费力。好在那时没有化肥，农民种地要用人畜粪便作肥料。连远离重庆的江津、合川农民都划着帆船进城收粪。每天清晨，只要收粪的农民扯着高八度的嗓门喊：“倒——罐——子。”那肯定是该起床了。一时间，满城臭气冲天，满街都是涮尿罐的声音。有的北方人刚到重庆时，见重庆人早上不爱早起，以为重庆人懒。过段时间才知到早上是五谷轮回的时刻，居民人等慨需迴避，否则会熏得周身膖臭。
说到收粪作肥，我在念书初中的时候还有个笑话。一次上地理课，老师讲到四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问：“四川人口多有啥子好处？”一个同学非常认真地回答：“人多屙的屎尿多，可以多积肥料。”引得满堂哄笑，被同学起了个“造粪机”的外号。
雄起重庆人爱凑闹，哪里人多往那里挤。小孩子从小受感染，也爱聚在一起玩。那时许多家里养了鸡，孩子们爱把自家的公鸡抱去同别人家的公鸡打架。公鸡打架时要把颈毛竖起来恐吓对手，做出很雄状的样子。所以公鸡打架的时候，孩子们就会高喊“雄起！雄起！”为自家的鸡加油。
那时重庆人比较野蛮，小孩在外边同小朋友角猎（打架），许多家长都私下教自己的孩子：“你要跟别人打就要雄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咬，咬不赢就跑。”
在公共场合如果有人吵架，重庆人起先都会劝：“算了，算了，各人少说两句。”如果有人不听劝，旁边的许多人都会生气：“吵啥子嘛？有本事就雄起，打啥！”于是双方果然就动手打起来。在重庆公共场合，人们吵架绝不会超过十句。
有“三句话不对头，不如动拳头”的口头禅。九七年重庆再次直辖时，成渝两地的球迷在足球场上展亁劲，开始大家都为本队喊：“雄起！”。后来为争“雄起”的原创权，成渝两地的媒体很打了些口水仗。成都球迷不屈不桡，坚决保卫原创知识产权。重庆球迷一气之下再也不喊“雄起”，另创了一句口号：“踩扁”。
居民代表
无论是国民*统治还是共产*领导，重庆城的社区管理向来是十分严密的。国统时期实行保甲制，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长在社区很有权势，就象电影《抓壮丁》里的王保长。解放后，社区建立了居民委员会，由居民选举“代表”对社区进行管理。
保长是公事人，手下配有一个“打更匠”,白天跟保长传书带信，晚上打更巡逻维护治安。打更匠领子上插一个灯笼，手上拿着绑子和铜锣，每个更次报更巡逻一次。一边巡逻一
边吆喝：“南来北往的客，听我办交接，细软收拾好，财宝
莫露白，休要谈国事，防奸防匪特，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
居民代表是尽义务，他们白天的工作是组织居民学习传达上级的*策精神，调解邻里纠纷，监督地、富、反、坏、右分子，晚上巡逻维护社会治安。
居民代表巡逻也要吆喝：“居民同志们，天黑了，睡觉了，门窗要关好，衣服收检好，火要被好，来客报户口，提高警惕，防火防特，楼上靠楼脚，楼脚靠老太婆，旮旮角角靠巡逻。”
.4.4于成都
作者简介；张明福，男，年4月生于重庆铁路坡，儿时命蹇，颠沛流离，是以小学读了八年。年考入重庆桂花园中学，翌年集体转入鹅岭中学。年下乡，在丰都县厂天人民公社三大队三生产队落户，当农民两年。97年招工回城，在重庆公路养护三分段的石桥铺、山洞道斑当了两年道斑工人。年后，辗转重庆、成都在机关和基层干了三十多年的行*管理工作。00年退休，仍不甘寂寞，在四川省公路学会从事科技服务工作，現忝列学会秘书长之职。从小喜欢舞文弄墨，摄影照相，利用职务之便，假公济私，写了一些新闻、杂文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内参、重庆日报、重庆晚报等报刊发表。通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年5月在四川青年杂志发表，获西南四省区青年创作优秀作品奖。摄影作品《生产力之火》I年月在重摄影作品展被评选为优秀作品。年作为特约撰稿人为《四川百科全书》撰写了四川高速公路相关词条。
重庆古为巴国，巴山是其象征。吾生于巴，性格愚顿，故自号巴山愚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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